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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啥让大家心甘情愿住大澡堂啃方便面?——“纪念众品公司成立二十周年”老员工座谈会内容整理回放

发布日期:2014-03-15       来源:行政服务中心     

(一)时代的众品
1992年,邓小平南巡,提出判断是非的标准——“三个有利于”,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,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,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,明确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
1991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,1992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《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》,明确了企业经营权、企业自负盈亏责任、企业和政府的关系、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问题。
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,明确指出,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“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、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”的现代企业制度。
1992年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。在内陆的一个小县城,长葛县食品公司也正酝酿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。当时,长葛知名的八大公司(食品公司、五交化等)之一的食品公司也经历着内部改革:一分为三,划分为食品公司、长葛县肉类联合加工厂、升达公司。
当时,朱献福是长葛县肉联厂方案的提出者。方案提出来交给食品公司领导后,谁来当厂长成为了一件难事。长葛县肉类联合加工厂原来就是食品公司的杀猪卖肉业务。杀猪卖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悠久,但是屠夫行业却是很少人愿意从事。在食品公司讨论谁当肉联厂厂长时,不知谁提议道:“谁提出的方案,谁当厂长。”简单的提议,竟然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就这样,刚刚被提拔为食品公司财务科副科长的朱献福,正在新的办公室对未来工作充满了憧憬的时候,组织找他谈话,让他到长葛县肉类联合加工厂当厂长。
尽管朱献福董事长一直从事副职工作,渴望正职工。,在县肉联厂厂长和财务副科长两者进行选择,他心里还是更倾向于现在的岗位。
领导找他谈话时,他简单地表达出自己的态度:“自己是一名党员,愿意服从组织安排。前任领导做了许多工作,我有信心在原来的基础上,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,化解消极因素,团结广大工人做出一番成绩。”
在这样的环境下,朱献福由原来的财务科副科长成为朱厂长。

(二)文化基因和灵魂
作为长葛县肉联厂改制方案的提出者,他知道长葛县肉联厂的困难。但是,等到他上任后,他才明白困难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。
当时的《长葛市贸工牧实业有限总公司文件》(1994)05号文件显示,食品公司分家给长葛肉联厂的家当是40吨即将过期的冻牛肉、猪头和大肠,并承担原食品公司欠银行185万元的债务,利息按1%计算。同时,还有30人左右的小学、初中毕业为主的学历不高的员工。
刚上任,朱厂长首先收到的是法院的几十张关于债务的传票。“那时候,他成了法院的常客。对于债务,朱总的态度是承认所有的债务,但现在确实没有钱,有钱了一定还。”当时的财务科长魏红伟回忆说。
1993年,长葛县畜牧局与长葛县肉联厂签订了一份目标管理责任书。其中社会治安,综合治理目标在这份目标责任书中所用的笔墨最多,要求更详尽。其中第二项就提到:“经常对干部职工进行普法教育和安全知识教育,增强干部、职工的社会治安、综合治理意识,全年职工犯罪率不超过2‰,刑事案件发案率不超过职工总数的3‰,治安案件不高于上年。”
同时,还要求:“做好违法失足人员和两劳回归人员的帮教工作,刑满释放人员三年内重新犯罪率不超过4%;解除劳教人员三年内犯罪率不超过8%;认真做好民调工作,调解率达94%,调成率达90%以上。”
在业务经济指标中,提出“全年实现毛利90万元,亏30万元。”
从文件中,可以看出当时长葛县肉联厂的员工现状。长葛县肉联厂领导的主要目标就是处理社会治安问题,经济目标要求亏30万元之内。
“1993年的众品叫长葛肉联厂,是从当时的长葛食品公司分离出来的。当时,肉联厂厂区杂草重生,生产断断续续,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发到工资了。这时候把肉联厂分离出来,分到食品公司的员工都高兴议论说,终于把这个“拖油瓶“给甩出去了。分到长肉联的员工部分员工开始为自己谋出路,有的自己找钱干起了老本行——搞个体屠宰,有的则托人找关系到其他单位上班,有的则在观望。”当时的老领导张格针回忆说。
“第一天上班的时候,30多个人仅到了十多个人。朱厂长看到这个现象,知道困难远比自己想的多。散会后,朱厂长就骑着自行车到员工家里,一个又一个地劝说,告诉大家肉联厂开业了,需要大家上班。从早晨到天黑,一个又一个员工被请了回来。”“当时员工回来,主要是看在朱总亲自到家请大家的面子上,主要是看在和朱总的那份感情上。总的来说,除了朱总外,包括领导班子对肉联厂都没有信心,更别提员工了。”
队伍是暂时建起来了,人回来了,关键是信心。朱厂长的身份更像部队的政委,给大家描绘未来,建立信心:“大家只要齐心,我们的肉联厂肯定会好的,一定会给大家放上工资的!”
没有钱,就收不到猪。一个肉联厂没有猪杀,时间久了,信心就像沙漏一样,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。
“收猪,关键得有钱。筹钱,是长肉联每个领导的‘头疼大事’。当时冻库储存的冻牛肉是家里唯一能‘变现’的宝贝,每个领导都分了一定的工作量。”当时的销售科长张格针回忆说。“为了卖牛肉,大家北上北京,南下武汉、信阳。”
“当时大家出差,财务上没有一分钱,前期根本没有差旅费,都是自己先垫钱,产品卖出去后有钱了再报销”。当时的业务员李二甫聊天时回忆说。
“财务上没有一分钱,当时即将过期的牛肉卖掉卖不掉谁都说不好,如果卖不掉大家出差的钱岂不是报不了?”李二甫沉默了一会,说:“当时大家还真没往哪里想,想法挺简单的,都是想着一定把冻牛肉卖掉,肉联厂才有周转资金,厂里才有可能起死回生。如果有一点私心杂念的话,估计谁都不敢跑业务了,冻牛肉永远卖不出去。没有第一步,也根本就没有现在的众品了。”
有的时候,内在的质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单纯,一种简单。
“火车跑的快,全靠车头带。当时朱厂长带头出差,每个领导都成为业务员,天南地北的跑。”原肉联厂销售科长张格针回忆说。
“跑市场的时候,当时公司制度也不健全,也没有规定具体的什么住宿标准、就餐标准。其实,也不用规定,因为大家在市场上想的就是‘少花钱,多买产品’。很多时候,中午饭就是啃干方便面,或者两毛钱买个火烧。有时候,谈好一桩单子后,高兴之余也到小馆子点个小菜犒赏一下自己。”李二甫回忆道。
“还有住宿,才有意思呢。”李二甫接着说。“当时一般的旅馆要6、7快,为了找个便宜点的旅馆,能跑几条街。要是碰到两三块钱的大澡堂,能暖暖活活的住一晚上,整个心情都是高兴的。”
“你还好啊,我跟朱厂长出差一般都没有吃好过,住好过。”张格针插了一句话。“和朱总出差,因为生活习惯的缘故,朱总吃饭的时候喜欢干净一点的环境,都会找干净一点的稍微规范一点的饭店。到了饭店里点的菜一般为溜豆芽、炒土豆。在南方吃大米,因为免费;北方吃馒头,因为便宜。服务好一点的还好,服务态度不好的,净遭白眼了。到了晚上住宿,只要在四个人以内,都是旅店的标间,几个人轮流打地铺。找到旅馆,先问人提供不提供被褥。”
说道这里,财务科长也忍不住插两句。“你们还有牛肉做资本卖钱,作为财务,我这里可是一穷二白,需要四处化缘。记得有一次,我和朱总到河北要债,开着畜牧局淘汰下来的老上海轿子。在回来的路上到了邯郸,车子坏掉了,修车子需要500多元,可是兜里根本就没有现钱。这个时候,真是做了大难。我们只有弃车而行,朱总搭车到安阳他姐姐那里借了几百元钱,才顺利回来。”
“当时,朱总给我说了一句话,让我记忆犹新:‘哪里都可以乱,唯独财务不能乱。’那个时候,公司处于创业初期,许多地方都乱象环生。分到长肉联的汉子都非常耿直,天天舞刀弄棒的。畜牧局的领导找朱总谈话时也专门强调,长肉联的领导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管好员工。”
“当时在财务上班,没有所谓的现代化工具。一月到头都在打算盘、填报表。月底盘账,因为几分钱的出入,可能把几个小时做好的帐再重新盘一下。很多时候是一天见不到太阳,你说累不累?说实话,是真累!但是,为了‘不让财务乱’,再累大家也没有做过违反原则和制度的事。每月做完帐后,大家是真的开心。”
“随着公司的发展,公司的账款也越来越多了。见到的现金从1万,到10万。当时的钱一般都是10元、50元的比较多,100元的大团结非常少见。所以1万元是非常多的。记得93年一次经手最多的款项是20万,我和魏科长负责把钱存银行。开始的时候,我们就把钱放到牛仔袋子里,骑着车把钱存入银行。后来,我们向银行借了一个铁皮箱子,把钱放到铁皮箱子里,然后存入银行。”公司的第一位出纳员刘瑞芳回忆说。“想想那时,我们可真够胆大的。”
财务科长魏红伟谈到这里的时候,眼圈不仅红了起来,对以前的老领导深深地鞠了一躬:“对不起领导和大家啊,没有给各位领导、大家服务好。”
在创企业早期,面对肉联厂的现状,是什么让大家甘心地留下来?是什么让大家虽然看不清未来,却全心投入,拿出自己的钱跑市场?是什么让大家自觉地、心甘情愿地夜宿大澡堂、啃方便面?是什么让大家在创业期间,虽然条件艰苦,在今天谈到往日,仍然津津乐道,脸上洋溢着幸福?
公司的老领导刘部长说了一句话,应该道出了众品人的早期的精神和基因:“我们要充满信心,要凝成一股绳,齐心协力把公司的事做好!”
众品人从领导到员工的质朴、坚韧、奉献和单纯,是众品一路走来的文化基因和灵魂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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